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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不同音”的大田“普通话之乡”是如何炼成的?
2019-10-21 08:23:23?郑宗栖? 来源:大田新闻网   责任编辑:   编辑:戴晓灿



放牛小组在学习普通话。


1958年,陈进四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图中央短发女青年为陈进四)。



1958年,陈进四受到陈毅副总理的亲切接见(前排短发女青年为陈进四)。



陈进四教群众学拼音。


是“福建”?还是“胡建”?福建不少方言区的人们说话“h”“f”不分,还有变扁的翘舌音、消失的后鼻音等诸多魔幻地瓜腔式普通话发音,令人听了一脸懵懂。不光是外乡人听不懂福建人的一口“闽普”,连福建人自己也想吐槽老乡们讲的是什么。

而在闽中大田,普通话得到普及。上世纪50年代,这里因为推广普通话工作成为全国瞩目的“红旗单位”,被誉为“普通话之乡”,成为我国方言区第一个普及普通话的市县。山区大田是如何造就这一奇迹的?

十里不同音

大田县自然实体为“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峦阻隔,早年境内“十里不同音”。

“这是跟大田地理环境和建县历史大有关系的。”大田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卢作福介绍,大田县原是尤溪、永安、漳平、德化分辖之地,处于延、漳、泉三府之交,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割尤溪县14个都、永安县1个都、漳平县1个里10社、德化县1个团置县。

这个建置特点,造成了大田方言繁多。全县方言大体可分为:前路话、后路话、闽南话、桃源话、客家话五种,甚至同一个村都有着不同的语言。境内方言复杂,乡亲沟通交流困难,特别是前路话和后路话之间交流起来,有如“鸡同鸭讲”。

“新中国成立前,县内仅有初级中学1所,教师37人,学生101人;小学57所,教师120人,学生612人。”卢作福说,全县会讲普通话的人仅占总人口的2.27%。

因语言的障碍,曾经发生过许多痛苦与尴尬的事。吴山乡一位名叫陈贤才的农民,讲的是带有“地瓜腔”的闽南话,他在永安参加铁路建设,因为不会听,更不会讲普通话,独自一人找不到回家乘车的车站。最终,他只能挑着行李走路回家,这一走整整走了3天。

1949年9月,大田解放。解放军在大田剿匪,南下干部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群众听不懂普通话,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听不懂大田话。特别是吴山乡崇山峻岭、交通闭塞,隔山隔水,除了个别富家子弟,大部分农民目不识丁。乡里曾叫一个地主的儿子当翻译,他伪装积极,窃取了农会主席职权,使贫苦农民遭了不少罪。1951年,驻谢洋乡的剿匪部队让一位群众带路,他因为听不懂普通话,本来要到1.5公里外的落洋村,结果错带到7.5公里外的象山村。

在政治上、经济上得解放的大田人民,迫切要求在文化上求翻身。于是,一场以普通话为突破口的文化学习热潮被自觉掀起。1951年,大田县开始推广普通话,要求各级干部在开会、打电话、市场商品交流中都要讲普通话,学校用普通话教学。卢作福介绍,“1952年,县里成立识字运动委员会,培训速成识字班师资290人,开办71个班,有学员4000多人”。

1958年1月,全县学习贯彻周恩来总理“推广以北京语音为准的普通话就是一项政治任务”的指示,如吴山乡组织群众苦学4个月,上课105天,提前实现“无文盲乡”“普及普通话乡”。

积极分子陈进四

“福建有个大田县,山高峻、少人烟……乡乡社社办学堂,学习知识扫文盲,‘推普’工作创奇迹,红旗永飘戴云山。”这首上世纪50年代流传在大田的民谣,正是当时“推普”的真实写照。

1952年,大田县办起1000多所民校,组织全县90%青壮年参加学习,掀起了干部群众处处学、处处讲,亲教亲、邻教邻,夫妻互教,儿女教双亲的万人教、万人学的推广普通话热潮。1958年,全县5.95万名青壮年,会讲普通话的占了86.5%;1.89万名少年,会讲普通话的占了96.4%。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四期曾以《福建一个乡的奇迹》为题,作了专题报道,为方言地区如何推广普通话提供了宝贵经验。

奇迹的创造来自于劳动人民的智慧,大田县“推普”也不乏其例。当地采取“结合生产,结合扫盲”的办法,把普通话带到山上、田间、工地、课堂、会场、商店等场所,做到“做什么讲什么,见什么学什么”。没有教师,就采取“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办法;没有教材,就把日常生产、生活及工作中常用话编成课本。

吴山乡在“推普”中还创新了“看物识字”做法,在家庭内外的每件物品上都标上物品名称和汉语拼音。如,在椅子上注“椅子”两字和拼音“yǐzǐ”。看到什么就可学什么,屋里贴满了识字的字条,村头路口也标明了各类名称。生产队出工干活前,队长要把当天活动内容写在小黑板上,如“今天去半山陇插秧”,并注上拼音,插在路口,群众出工学习一遍,收工复习一遍。

在“推普”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以陈进四、涂秋为代表的学习文化积极分子。陈进四出生于农民家庭,1952年仅13岁的她渴望上学,但又苦于没有学习条件,天天忙于生产。她想出了个好点子,与邻居几个小伙子结成小组,轮流放牛,轮流上学,互教互学。没有毛笔、纸张,她就用树枝当笔,在地上练字;没钱买课本,她就上山砍柴卖。平时书不离身,稍有空闲,家里、山上、田间到处是她学文化的场所。

今年80岁的陈进四,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上夜校时,每位扫盲教员负责召集小组成员学习,边学边教,边教边学,当时没有电灯、手电,大家全是一手拿着竹火把,一手练字学习。谁没教好或没学好,就要扣积分2分,平时讲方言被人发现后要罚洗厕所。

“普通话改变了我的一生。”陈进四说,她脱盲后成为民校民办教师,后来又担任过公社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在厦门市同安区总工会副主席岗位上退休。她曾4次被评为全国“扫盲”“推普”积极分子,1958年晋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亲切接见。1959年,陈进四作为福建省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二次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大田推广普通话的经验介绍。

“推普”红旗不倒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夜校停办了。然而,大田县广大干部群众依然坚持学习文化,坚持文字改革,坚持推广普通话。“1972年,吴山乡还展开‘保红旗’工作,复办夜校,再普及普通话。”卢作福说。

改革开放后,全县“推普”工作不断向广度、深度发展。在学校教学中,不论城区学校,还是偏僻的山村初小,教师上课一律用普通话授课。县、乡、村各级会议和各单位、部门办公一律使用普通话;广播、文艺宣传坚持用普通话;电话、市场贸易坚持用普通话。同时,还邀请了各地教授专家来指导、训练,以提高使用普通话的水平。

上世纪80年代,县教育部门创办“注意识字,提前读写”教改实验班,把“推普”同教学改革结合起来,实验班学生能够扫读汉语拼音读物,办手抄报,提高写作水平;各中心小学一年级开展“直呼音节教学实验”,充分发挥汉语拼音在发展语言、提高智力和提高普通话水平的多功能作用。1986年,大田县再次被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评为“全国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先进单位”,推广普通话工作再次推向高潮。

以吴山乡为红旗,大田县“推普”工作创造了奇迹。1958年,当地筹建“推广普通话展览馆”,展示了全县自1951年以来农民群众学习文化、扫除文盲、学习使用普通话的成果,这也是全国唯一的以“推普”为主题的展览馆。2006年,大田县应国家教育部语用司和福建省语委办的要求,第三次重置“吴山推广普通话展览馆”。在保留旧馆资料的基础上,新增1985年以来该县开展语言文字工作情况的资料照片,共有照片310幅、实物展品50余件,分4个部分展示了70年来大田县推广普通话的历程,每年要接待各地参观者近万人。

近年来,大田县依托学校这一“推普”教育的主阵地,将普及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要求纳入教学和学生技能训练的基本内容,通过开展普通话知识竞赛﹑“啄木鸟”行动﹑书法大赛﹑演讲比赛﹑征文等活动,营造了“人人说普通话,处处写规范字”的良好氛围。据大田实小校长张江梅介绍,学校将以“一字一句读好书,一生一世做好人”作为校训。

悠悠70年,大田县“推普”工作所取得辉煌成果,凝聚了几代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心血。如今,“推普”这面旗帜,历经岁月的洗礼,在传递中依旧高高飘扬,愈加鲜艳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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